指南針、造紙術、火藥、活字印刷，四大發(fā)明源遠流長，其中，活字印刷術的出現，在世界文化發(fā)展史上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。

然而，與中國人的認知不同，在國際上得到廣泛認可的，并非來自中國的活字印刷術，而是來自于德國人約翰內斯·谷登堡所發(fā)明的“活字印刷術”，許多人還以為，谷登堡才是活字印刷術的發(fā)明者。

是誤解，還是偏見，或是他們都太孤陋寡聞？其中原因，不得不讓人深思。

早在中國北宋慶歷年間（1041—1048年），畢昇就發(fā)明了以泥為原料制作的活字印刷術，沈括的《夢溪筆談》詳細地記載下了這一偉大的發(fā)明：“板印書籍，唐人尚未盛為之。五代時始印五經，已后典籍皆為板本。慶歷中有布衣畢昇，又為活板。……”

此前，人們印刷大都用雕版印刷，一本書就必須雕刻整版，但凡刻錯一字，就要重新刻制另一版。在便利程度上，活字印刷相對雕版印刷無疑有著革命性的突破。但這種突破，同時帶來了一系列問題。

沈括

活字印刷發(fā)明之時，雕版印刷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，發(fā)展形成了專業(yè)化的格局，分工細致而明確，有大量以此為生的作坊、家族以及相關的能工巧匠們。

而活字印刷術作為一種新興技術，前期刻字工作十分復雜，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，偏偏活字印刷的發(fā)明者又是“布衣”畢昇，社會地位低下，想要從撬動雕版印刷相關利益集團的飯碗，實在舉步維艱。

與畢昇活字印刷的“時運不濟，命運多舛”相比，400多年后才誕生的“德國版活字印刷術”則顯得“走運”得多。

1450年，古登堡從富商福斯特處成功貸到一筆高額款項，開辦了一家印刷廠，他們很快便印制出了《拉丁文文法》，使印刷事業(yè)走上正軌。五年后二人分道揚鑣，但他很快又找到了資助方，建立新廠，繼續(xù)大量印刷刊物。

表意與表音的文字體系截然不同，“字”的概念不是一回事。表音文字雖然詞匯量大，但只需刻制幾十個字母，即能以無限多的排列組合成無限多的句子。

與表音文字的“分散性”相比，漢字有著龐然一體的全局性、整體性，想要“一勞永逸”，前期需要刻制數萬個漢字模型，是一項耗時耗力又耗錢的大工程（現代漢語的日常口語中，常用字不過1000多個，但古漢語、書面語則不同）。這項工藝就算流入市場，也只有少數出版方能投資得起。

德國的古登堡可以很輕松地將木制模子改良為銻、鉛、錫合金，使印刷更加省力，這不僅得益于他自幼學習金匠工藝，更得益于表音文字得天獨厚的“離散性”優(yōu)勢。

不同于畢昇發(fā)明活字印刷時來自利益集團的重重打壓，古登堡發(fā)明“德國版活字印刷術”之時，恰逢歐洲文藝復興前期，萬物復蘇，經濟、文化、宗教等全面發(fā)展，人們對書籍的需求量也迅速增加，古登堡的印刷術可謂應運而生。

古登堡圣經

他在1454年印刷的一批《古登堡圣經》，成為圣經最著名的古版書，也成為了西方批量生產圖書的開端，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。當然，他也從中賺了不少錢。

有了錢就更有了動力，就這樣，“德國活字印刷”利滾利，賺得越多，越能追加投資，傳播力自然也越廣。

反過來，“德國活字印刷”又對文藝復興與社會繁榮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，形成了非常好的良性循環(huán)。

自古登堡發(fā)明“德國活字印刷術”以來，歐洲只用了短短50年時間，便先后建起1000多個印刷所，出版了35000多種印刷品，發(fā)行量多達1000萬份，這在人類歷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大傳播。

德國大學收藏的古登堡圣經

反觀中國活字印刷術，項目缺少相關扶持（無論是資本方面還是傳播方面），當事人沒有利益驅使，加之表意文字前期工程浩大，導致這項技術難以走向市場，直到清代，占據統治地位仍然是傳統的雕版印刷。

說起清代，更有插曲，清初接連頒布禁毀令，重點打擊作者與書坊主，就連雕版印刷尚且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難以生存，看書、買書的讀者都懸著個腦袋，誰還有空關注本就“邊緣化”的活字印刷術？

如果說雕版印刷是掃描版PDF，活字印刷則是TXT——字體是固定了的，字號是固定了的；字與字之間是斷開的一個個符號拼湊起來的，整句話乃至通篇的書寫是談不上氣韻可言的。

但TXT文檔有著不可取代的便利，所以它仍然能在人們生活占據重要地位。如果它連這一唯一優(yōu)勢也不再，變得操作復雜、成本高昂、門檻眾多、阻礙重重，難免淪為雞肋。

由于上述種種原因，中國古代的活字印刷術淪落到了十分尷尬的地位，而德國活字印刷術好比“便捷版TXT”，以迅猛的聲勢傳播開來，深深影響著全世界。

文字，記載歷史，播種智慧，不論是中國的，還是德國的活字印刷術，都是一門開拓性的技術，都為文化的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，改變了全人類的命運，造福眾生，值得銘記。